從人到機器人：社會治理面臨新挑戰

在社會治理中，無論是就治理主體、客體，或是治理的過程而言，人都占據了核心地位，因而辛自強等學者提出要重視人心，實現“由心而治”，這被視為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就在學術界和實踐領域致力于探索如何實現由心而治時，新的社會現實已然出現變化，其中之一就是社會生活中被廣為應用的機器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機器人市場，我國機器人市場規模年均增長率一直在20%以上，涵蓋了工業生產、教育醫療、政府服務、社會陪伴等各領域。可以說，機器人已經顯著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形態，并對社會治理實踐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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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機器人納入社會治理范疇

社會治理的對象是社會公共事務，特別是與人有關的各種問題，其最終目標是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于一種實用主義視角，如果機器人對該目標的達成有影響，就應該被納入社會治理范疇。從積極方面講，機器人的確在各行各業發揮了巨大作用，能夠提升社會治理效果。例如，機器人能夠為人類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執行城市管理任務，以更高效的方式加工、處理與傳遞公共信息。但從消極方面看，過度信任或依賴機器人可能會給人類帶來一系列身體與心理傷害。史密斯（Smith）等學者的調查顯示，人們對機器人存在一種普遍擔憂，有72%的受訪者擔憂機器人應用的潛在后果，42%的用戶不接受機器人，甚至越熟悉機器人的用戶越認為機器人沒用、令人不快。可見，無論是機器人的客觀影響還是人們對其的主觀感受，都與社會治理目標關系密切。因而，機器人理應被納入社會治理范疇中。

社會治理是多元治理主體圍繞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群體決策、協商共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機器人進入社會治理的方式是多樣的。第一，機器人是社會公共事務的催生者。例如，機器人可能引起職業變遷、社會焦慮、科技鴻溝等現實問題。第二，機器人是社會治理的客體，需要治理主體正確理解并限定機器人的角色、應用范圍和權益。第三，機器人參與社會治理過程，包括幕后的信息收集、加工、決策，以及臺前的政府信息發布、公眾溝通等。如果我們接受機器人已經在事實上成為社會治理一部分的現實，留下的討論空間則在于如何理解機器人的屬性及其與人類的關系，以及社會治理利益相關者如何更好地應對這一現實。

正確理解機器人的雙重屬性

機器人這一名稱本身就暗示了其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可能具有的雙重角色或屬性：作為工具的“機器性”與作為伙伴的“情感性”。學術界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觀點。麥克奈特（McKnight）等人認為，機器人并不具備道德屬性，故而明確反對在人際交往和“人—機器人”交往（即人機交往）間做類比。還有學者比較了人際博弈和人機博弈中人們的情緒反應，發現人際博弈時，人類表現出的非社會情緒（滿意、挫折）沒有差異，但與機器人博弈時人們很少表現出社會情緒（如自豪、內疚）。這些證據支持了機器人是“工具”“機器”的觀點。然而，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反對意見。榮格（Jung）等人分析了人機交往中人類的腦激活，發現在與擁有類人面孔的機器人合作時，人們的腦激活更強，這一激活模式異于與機器的交往。貝克（Baker）等學者也指出，如果機器人具有較高的擬人化程度，人際交往模型就能更好地遷移至人機交往過程。可見，隨著機器人形態與“人—機器人”交往模式的發展，機器人將越來越多地被賦予“類人”的情感屬性。

具體到社會治理領域，機器人的雙重屬性可能在多個方面引發沖突。第一，機器人對人類獨特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存在價值的挑戰，這也是人們對機器人普遍擔憂與焦慮的重要來源。第二，社會治理中人與機器人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在社會服務領域等帶有社會屬性的人機交往中，用戶對機器人的情感投射可能弱化人類與機器人的邊界。以上問題需要社會治理主體重新去理解機器人對用戶的情感價值，在社會治理實踐中正確協調人與機器人的關系。第三，機器人智能發展可能引發的倫理困境。如果機器人只具有工具性角色，其智能提升將主要有益于提高人類生產生活效率。然而，如果機器人兼具情感性角色，并參與社會治理相關的決策與實踐，其智能的高度發展則可能引發一系列倫理難題，如人類權益與機器人權益的沖突、社會道德與倫理規范的重塑等。

心理學對社會治理新關切的回應

機器人的大量應用是社會治理的新實踐，同樣激發了心理學等領域的研究。然而，應當承認，當前心理學的相關研究遠遠落后于機器人的應用實踐。聚焦機器人引發的社會治理問題，心理學迫切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回應。

第一，監測機器人引發的社會心態變化并評估其潛在影響。如前所述，人們對機器人的心態是矛盾的，且存在“恐怖谷”效應，即當機器人與人類相似度過高時，會引發人們強烈的焦慮與擔憂。當人們認為機器人是伙伴、相信人類心智的發展性時，會有更強的與機器人合作的意愿。曹（Cao）等學者還發現，人們對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認同可能激發一些不道德行為。可見，機器人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心態的變化，需要研究者和相關部門對其有足夠的關注，并及時評估其影響，引導其發展。

第二，探明人們與機器人的交往模式及其心理規律。在與機器人交往時，存在工具性交往和社會性交往兩種模式，人們在兩種模式中投入的認知與情緒資源是不同的，需要社會治理主體予以區別對待。從社會治理主體能力現代化的角度而言，需要準確識別不同情境或領域中人們與機器人的交往模式、心理規律，并采納不同的治理邏輯和策略。例如，對于工具性交往，社會“管理”可能是適當的；對于社會性交往，則需要更多的群體決策與協商共治。

第三，檢驗現有社會治理理論在人機交往中的適用性。雖然研究者習慣于在人際交往與人機交往間進行類比推理，但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如機器人不存在人類那樣的心智與道德性。因而，誕生于人際交往的一些理論框架很難直接遷移至人機交往中。由于機器人的應用并非為取代原有的人際交往，而是拓展了其內容、增加了其復雜性，研究者可能需要首先修正原先的理論以適應新情境，進而構建有效的理論解釋框架。

第四，構建包融機器人的新社會治理模式。機器人既可能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和客體而存在，也可能是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和實踐載體，因而，未來可能需要重新構建一個包括或融合機器人的新的社會治理模式或頂層框架，以指導相關理論研究、社會治理實踐乃至機器人產業發展。

（作者單位：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