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 | 古墓尋蹤

原標題：海南周刊 | 古墓尋蹤

近日，海南發現迄今面積最大古墓葬群“多墳山”的消息引發人們對海南古墓的關注。墓葬制度起源于史前時期，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演變。海南各個時期的古墓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透過這些古墓以及出土文物，可探尋到海南的經濟、文化融合及人口變遷等歷史。

文\特約撰稿 張晨

(相關資料圖)

受“祖先崇拜”“入土為安”等傳統觀念影響，我國古人對墓葬十分重視。墓葬制度起源于史前時期，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演變，各時期的墓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海南的古墓，既承接了中原墓葬文化，也有比較明顯的地域特色。最近，海南省博物館披露了我省迄今發現面積最大的古墓葬群三亞“多墳山”墓葬群相關發掘成果，再次引發人們對海南古墓的關注。

資料圖：三亞“多墳山”古墓群出土的帶蓋陶罐。

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古墓

三亞英墩遺址墓葬

據近年來文物部門的調查統計，海南已發現的古代墓葬年代從史前時期一直延續至清代，但并非各歷史時期都有。從分布情況看，海南島北部、南部古墓數量較多，中部地區數量較少。因瓊州海峽的地理阻隔，加之考古發掘的缺失，海南古代墓葬文化缺乏系統延續性和繼承性，并表現出與移民文化較為一致的特征。海南已發現的史前時期古墓僅兩座。

201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海南省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陵水橋山遺址開展考古發掘。考古隊員在發掘到第三層文化層表面時，發現土壤顏色有些許變化——相對純凈的沙土中間，出現了一片土質較松、土色較雜的區域，這是較為典型的“葬土”。在正式發掘中，他們清理出了人的顱骨、脛骨等。由此，海南發現的首座史前古墓揭開了面紗。

資料圖：陵水橋山遺址墓葬。

橋山遺址的年代約為距今3500~3000年，這座古墓平面略呈圓角長方形，長約130厘米、寬約50厘米。因骨骼保存狀況較差，只能初步判斷墓主人身高約140厘米。整座墓未出土隨葬品，卻有8個柱洞環繞四周，考古人員推測柱洞與墓葬為共生關系，其上部以前可能有棚架設施。

橋山遺址古墓是海南最早發現的史前古墓，但它并不是年代最早的。2017年，聯合考古隊又在三亞英墩遺址發現了一座古墓，墓主人骨骼保存基本完好。通過對該遺址出土的器物進行初步分析，專家推測英墩遺址的年代約為距今6000~5500年。這是海南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古墓，其出土的人類遺骸為研究海南先民的體質特征、DNA信息等提供了重要支撐。

這兩座史前古墓的發現，證實了上古時期海南先民已擺脫“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的蒙昧情境，海島文明之光漸亮。

葬具最特別的古墓

甕棺墓、珊瑚石棺墓

先秦及兩漢時期海南島的墓葬形制受到我國內地墓葬文化的影響，但與同一時期中原地區、嶺南地區的墓葬差異較大。

漢代海南島最具代表性的墓葬為甕棺墓。據文物部門統計，目前海南已發現漢代墓葬5處，分別是陵水的福灣墓群、軍屯坡墓群、孟坡墓群，白沙的志針墓群，三亞市藤橋地區的番嶺坡墓群。這5處都是甕棺墓群，葬具組合有釜罐相扣、罐罐釜相套等形式。

資料圖：陵水土福灣珊瑚石槨墓。

甕棺墓最早出現在我國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等史前遺址中，其中的陶甕及甕蓋是當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無需專門燒制。甕棺內埋葬的多為夭折的兒童。海南發現的甕棺墓年代均為漢代，但同時期在內地幾乎沒有這種墓葬。由此可推斷，雖然漢代中央政權已加強對海南的管轄，但當時內地的墓葬文化并未快速傳入海南。

石棺在我國古代比較常見，但海南有一種材質很特別的石棺——珊瑚石棺。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陵水和儋州發現珊瑚石棺墓群，即陵水的軍屯坡墓群和儋州的光村墓群、泊潮墓群、新隆墓群。其中，陵水軍屯坡有100余座古墓，儋州3處墓群的古墓總量達四五十座。珊瑚礁廣泛分布于我國沿海地區，古時一些居住在海邊的居民采掘珊瑚石作為建筑材料，建造石屋、石墻、石棺等。現如今，出于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需要，我省已出臺《海南省珊瑚礁保護規定》等法規，嚴禁采挖珊瑚礁、銷售或購買珊瑚礁及其制品。

資料圖：陵水一座古墓出土的珊瑚石雕人像。

最能體現文化交流的古墓

伊斯蘭教徒墓群

隋唐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及一批被貶至海南的官員帶來先進文化，海南墓葬文化同時受到中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文化交融的影響體現在了古墓的形態、結構上。

知名度較高的海南唐代古墓主要有海口的吳賢秀夫婦墓、韋執誼夫婦墓，三亞、陵水的唐代至元代伊斯蘭教徒墓群。

唐永貞元年（805年），時任宰相的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跨越山海來到海南島，并最終病死在海南。他的墓地位于今海口市龍華區，墓區由圍墻、墓冢、圍欄、墓門、墓碑等組成。墓葬坐北朝南，背依山丘，面對池塘，石砌圍墻呈半圓形環繞在墓區的后半部。

韋執誼墓未進行考古發掘，但從布局、形制來看，這座古墓既具備唐代中原地區墓葬的一些特點，也有海南特色。比如，其坐北朝南的墓向，是唐代中原地區墓葬的普遍特征；而由圍墻、墓冢、圍欄、墓門、墓碑等組成墓區則是海南大多數古墓的特點。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人員在三亞與陵水交界處，連續發現梅山塘、干教坡、番嶺坡、土福灣等幾處唐代至元代的伊斯蘭教徒墓群。

這些伊斯蘭教徒古墓不僅數量多，而且非常集中，墓碑雕刻精良，均為豎穴土坑墓，無葬具和隨葬品。古墓地表無封土堆，前后兩端各豎珊瑚石碑一塊以標明墓界。碑上刻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樹枝等圖案，文字內容多為《古蘭經》經文、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專家推斷，墓主人應為當時途經或駐留海南島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這些古墓群所在區域是他們的公共墓地。由此可見，海南島東南沿海地區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

出土重要文物的古墓

金牛嶺陶貴墓

我國古人去世后，其親人一般會根據他（她）生前的喜好或想法，置辦隨葬物品放入墓中。經考古人員發掘，這些隨葬品便成為承載著歷史文化信息的文物。

1984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位于海口市瓊山區林村一帶的兩座宋代古墓，分別是周一娘墓和薛氏墓。這兩座墓的形制、結構、大小基本相同，內置木棺，出土的隨葬品有陶魂壇、陶倉、陶亭、買地券等。

資料圖：海口林村宋墓出土的買地券。

這兩座宋代墓出土的買地券均由泥質灰陶制成，呈抹角長方形，上面刻著墓主人的籍貫、生卒年月、墓葬地。生者為去世的親人添置買地券，意在方便死者在陰間買地，在另一個世界也能過上較好的生活，這體現了封建迷信思想。陶魂壇是另一種與封建迷信相關的隨葬品，大多發現于我國南方地區六朝初期的墓葬中。買地券和陶魂壇相伴出現，折射出宋代海南承接內地墓葬文化仍存在滯后的情況。

說到出土重要文物的海南古墓，就不得不提位于海口金牛嶺公園的陶貴墓。1999年5月，在海口市金牛嶺職工宿舍樓基建施工過程中，工人發現了墓葬群。考古人員聞訊趕到現場，對墓葬群進行搶救性清理發掘，共發現古墓11座，其中明代墓2座、清代墓9座。其中的明代海南衛鎮撫陶貴之墓，為磚石結構。隨葬品有陶質的俑、鎮墓獸、罐、盒、雞、馬、狗等，以及金屬類的戒指、耳環、發簪等。尤其令考古人員驚喜的是，墓室中有陶質壙志（即墓志）一盒兩塊，上面刻有大字“故武略將軍海南衛鎮撫陶公壙志”，以及400多字的壙志文，這些文字記錄了陶貴的生平。這種陶質的墓志銘，十分罕見。

資料圖：陶貴墓出土的壙志。

陶貴墓的發掘，豐富了海南明清時期喪葬制度的研究實例，尤其是陶質壙志的出土，為探討海南明代衛所的設置提供了實證。

規格最高的古墓

巨儒名臣的諭祭葬

諭祭葬也稱敕葬，是皇帝對一些已故皇親國戚、文武大臣的優待恩遇，表明皇帝對他們一生功績的肯定和褒揚，有時朝廷還會派官員督建墓地，墓的規格、氣勢自然不一般。《瓊山縣志》記載：“由唐迄宋，人文蔚起，至明尤盛。”明清兩朝，海南人文鼎盛，涌現一大批進士和舉人，瓊籍英才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者比比皆是，其中不乏達官顯貴。一些從海南走出去的巨儒名臣死后獲得了諭祭葬的待遇，其墓地不僅有墓冢、墓碑，一般還建有神道、石像生、石華表、石牌坊等。立于墓前的諭祭碑，更是直接體現了墓主人身后享受的榮耀。

海南最早享受諭祭葬待遇的是宋代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去世的曾任兵部侍郎、文華閣大學士兼樞密使的王居正。王居正并非生于海南，但他攜妻兒渡海來瓊定居，并在海南去世。他的墓地位于今海口市瓊山區府城地區。明清時期，海南籍官員獲得諭祭葬待遇者相對較多，比如明代曾任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的丘濬、曾任戶部左侍郎的唐胄、曾任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等，清代曾任湖北布政使的張岳崧。

海瑞墓的諭祭碑。海南日報記者 封爍 攝

海南現存明代官宦古墓中，丘濬墓和海瑞墓是受關注較多的兩座，這兩座墓相距不遠，都在海口丘海大道一帶。丘濬和海瑞被譽為“海南雙璧”，兩人生存年代相近。他們的墓規格很高，形制方面也有一些相似之處。比如，兩座墓都有神道和石像生，墓碑上都刻有“皇明敕葬”4個字，墓地入口處都有石牌坊。海瑞墓前的石牌坊刻有“粵東正氣”4個大字，丘濬墓前的石牌坊刻有“理學名臣”4個大字。這些設施和細節，既彰顯了他們名臣的身份，又概括了他們的風范和才學。

海瑞墓。海南日報記者 封爍 攝

海南明代古墓以石冢墓為主流。至清代，海南有特色的古墓還有塔式墓，包括澄邁庵堂山墓塔、瓊海玄達先師塔等。從墓的造型、風格及“比丘”“先師”等碑文來看，這類古墓的出現與佛教在海南的傳播有直接關系，是海南多元文化并存的實證。

《論語·學而》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墓葬文化是社會發展變遷的一個縮影。從史前時期的土坑掩埋，到唐宋時期的磚石墓穴，再到明清時期規格很高的敕葬……零星分布于海南各地的古墓，像一個個地下迷宮，給人以神秘感，又像一部部內涵豐富的史書，忠實地記錄著海南的歷史風貌和人文脈絡。

（張晨）